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应继续鼓励广大居民积累财产，扩大社会财富规模，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提高我国财产分布的重心，逐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情况？分析人士称，很可能是因为中国近期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令人担忧。两害相权，孰轻孰重？ 有学者建议，中国应采取最为直接的诸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等措施，以阻止热钱的流入。
相比少数一味做空中国的专业空头，很大一部分海外投资人对中国股票或是人民币的看空，是缘于对当前全球经济整体降温的忧虑。同时，部分对冲基金对中国楼市感到担忧，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震荡。这样一来，中国央行每月需要投放大量人民币来兑换流入的热钱。而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尚不足以弥补美元对其他大部分货币的贬值。毫无疑问，如果央行停止干预，人民币汇率将会上升。
如果此种声音继续放大，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仅不会放大、或所谓的双向浮动，反而会更趋谨慎、稳步小幅渐进升值。比起二次汇改这种说法，大概2005年汇改以来的延续这样的说法，更适合从去年6月19日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看来，这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贫富分化更为加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快速增值。此外，对初次分配造成扭曲的，还有以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寻租腐败。只有通过有顶层设计的组合措施，才能达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驱动，这样，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长得最快，而包括专业劳动者（白领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好处为各级政府所获得，成为规模巨大的土地财政和近年来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的主要来源。
六，改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要求上进的公民都有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机会。不过，迄今为止，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似乎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居民收入差距却一直呈扩大趋势。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缩小收入差距 。由于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国有土地时的差价收益也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如果其实施效果不彰，就需要在实际措施方法和执行力度上寻找原因。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则会对工薪阶层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很大的损害。另外，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是败坏中国经济环境的毒瘤。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推进难度显而易见。有人提出，目前公共租赁房资金缺口很大，何不划拨部分由土地差价形成的国有资产，投入供农民工公租住房建设。
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65%下降到1997年的53.4%，2007年再下降到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四，完善财税体制，为社会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目前条件下，资本主要掌握在国家和国有企业手中。无论是根据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首先，生产决定分配，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对于产出的不同贡献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
另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特别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劳动者的收入水涨船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形成良性循环。
初次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来自土地财产、金融资产的收入。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会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近十多年来，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并给予平等保护，但是，实际进展不大。第三，一些国家经验表明，用对工资实施行政干预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职工 收入水平，较之采用完善劳动市场、消除就业障碍和为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经营环境的办法来促进就业和提高工资，可谓弊多利少。
还有数据表明，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在这些部门中，腐败大案频发。2007年中共十七大对分配改革提出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些方针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些都使那些拥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
因此，要理顺分配关系，就必须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面对这种情势，从上世纪90年代起，愈来愈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人士发出了预警信号，要求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危险的发展趋势。
所以，为了实现中共十七大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需要采取适当方式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在产权明晰化的基础上开展土地的市场自主交易。因此，分配改革不能止于政府抑富扶贫的零散措施，而应是一整套完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系统努力，它至少包括：一，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转而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
一方面，在少数人手中积聚了巨量财富。政府过大的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巨大空间。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提出：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由此形成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却每况愈下的格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前也有相当程度提高。随后，党政领导也允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目标。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0.4的警戒线以后继续攀升，目前已经达到接近0.5的畸高程度。
三，下决心破除特权既得利益和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把被少数人和少数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从垄断部门的行政垄断下解放出来，通过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有效配置，为社会大众创造财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基础在于目前这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五，建立能够持续运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养老等保障
